經濟環境可能會出現大轉變。在這個大選年,本文將探討投資者除了老生常談的議題外,還應該關注什麼。
17.09.24
Atul Bhatia(特許財務分析師)美國明尼阿波利斯
財政與貨幣政策顯然是投資者的重要關注內容。政府開支約佔美國經濟活動的 20%,即使稍為看看近期的市場走勢,也可看出美聯儲的重要性。事實上,任何宏觀經濟預測,都要考慮到政府的淨開支和央行的利率目標。
但政府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這些變數。行政措施、銀行法規和反壟斷活動都是政策決定的例子,這些決定雖然不是嚴格的經濟決策,但卻能影響投資結果。
踏入今年的選舉週期,我們看到 2 項非經濟性的政策措施,特別是貿易和移民限制的加強,可能會為投資環境帶來重要的改變。結合最近美國最高法院對行政法的判決,我們認為 2025 年的經濟環境有可能出現重大變化。
首先,我們必須確定這並非黨派議題 — 兩黨及所有選民都普遍同意,移民與貿易必須有所改變。黨派分歧主要是程度上的,而不是類別上的。我們也不對這些政策措施的可取性發表意見。政府的行動並非只著眼於影響股票和債券價格,而是為廣泛的公眾利益服務。我們只是就政策變動對資產價格的潛在影響進行討論。
在最近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,移民被認為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,排在經濟和通脹之前。一項後續調查顯示,55% 的美國人希望降低移民人數,77% 的人認為美墨邊境的情況是一個重大問題或危機。儘管黨派歸屬確實影響民眾的反應,但這些數字也反映出民眾普遍支持轉向限制性的移民政策,而且兩黨都有提案,目的在減少南部邊境的越境人數。
貿易方面的情況也很相似。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的一項調查顯示,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,貿易政策應該用於保護國內就業。同一項研究指出,多數人支持減少貿易,增加國內自給自足。
這些觀點已反映在政策提案中。
2017 年,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(Donald Trump)對近 3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實施限制,這些限制措施一直維持至今,後來又被美國總統拜登(Joe Biden)延長。共和黨提名人特朗普表示支持增加和延長這些關稅,建議對所有進口產品徵收 10% 的關稅,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 60% 的關稅。他曾提出將普遍關稅提高 1 倍至 20%,並可能對來自「去美元化」國家的進口產品徵收 100% 的附加費,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政策提案是否確定。
民主黨候選人、副總統賀錦麗(Kamala Harris) 對廣泛徴收關稅表示懷疑,但過去曾支持基於環境考量及勞工標準的貿易限制。現任政府也支持在聯邦開支中要求更多「國內製造」的規定,這項政策有利於美國生產商,而不是國際供應商。
在經濟上,貿易和移民都與供應有關。
由於美國的失業率剛超過 4%,移民限制幾乎無可避免地會導致服務業價格上漲,因為國內生產商很難找到工人。這甚至可能迫使一些業者結業、暫停營運或縮減工時,就像疫情復甦初期看到的情況一樣。勞工供應減少也可能導致工資上漲。確切的影響將取決於所選擇的政策成效如何(這很難預測,因為沒有足夠的可靠數據或明確的政策細節),以及國內經濟放緩的嚴重程度。
增加貿易限制也非常類似,但更著重於商品而非服務。關稅所造成的成本上升會轉嫁至消費者身上,而國內生產商短期內建立或提升產能的能力有限,因為建立工廠及打造國內供應鏈需要時間。工人短缺也會讓美國公司沒有能力彌補進口減少所造成的空缺。
簡而言之,受選民與政治人物支持的這些政策,很可能會對美國的商品與服務供應 造成障礙。
註:2024 年 8 月 5日。兩年後 GDP 及消費物價指數水平與正常趨勢的偏差(百分比)。資料來源—RBC 全球資產管理首席經濟學家 Eric Lascelles
當然,供應只是等式中的一個因素。需求是另一個因素;但這方面的數字好壞參半。
通脹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整個經濟體系的工資上漲。依賴工資的家庭傾向於將大部分收入用於消費而非儲蓄。因此,勞動力減少可能推高工資,因而家庭可以增加消費,進而推高通脹。疫情復甦的初期顯示,低收入家庭有能力推高消費價格。
另一個可能導致通脹的因素,是美國政府預算的舉債程度。如果以額外負債來減稅或增加開支,這將會增加通脹壓力。近期歷史顯示,增加預算赤字很可能要大部分或全部由新借貸支付。
另一方面,在實際和可能的政策轉變中存在潛在的抵消。首先,移民減少會降低經濟學家所說的家庭形成,而其他人則認為是對住房的需求。由於居住成本佔消費物價指數籃子的三分之一以上,任何降低租金的趨勢都可能有助於緩和通貨膨脹。
最近,所謂的雪佛龍原則(Chevron doctrine)被推翻,整體的監管環境對企業也變得更加友善。Chevron doctrine 已有 40 年歷史,它要求聯邦法官遵從監管機構對任何模棱兩可的法律語言的「合理」解釋。隨著雪佛龍原則現在被推翻,監管機構將不再獲得這種尊重。我們認為,後果之一是新法規的實施時間將更長,限制性也會更少。因此,企業可能更容易快速提高產量,從而增加供應量並獲得更高利潤。
最後,重要的是要考慮到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及私營機構的一半。多項指標,包括最近公佈的聯邦《褐皮書》(Fed Beige Book),都顯示經濟增長速度普遍放緩。這類經濟放緩通常會造成通脹放緩,並可能減緩政策驅動的通脹所造成的影響。然而,由於工人培訓及供應鏈調整的週期較長,我們對於這是否足以吸收全部影響持懷疑態度。
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新聞發佈會上犯錯(就像他在 2023 年 12 月發表的過度鴿派評論一樣)很容易修正。只要經過幾場發佈會和一次會議之後,他已基本消除了市場估計中的鴿派觀點。央行對短期收益率的影響力,意味著犯錯的後果並不特別嚴重—美聯儲總能在之後糾正錯誤。
但在貿易和移民方面就不一定了。這兩個政策領域都受到其他實體(潛在移民或主權國家)的影響,這些實體都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標,美國很難清楚地預測這些參與者將如何應對任何特定的政策變化。這種不確定性擴大了犯錯的後果。
以對華貿易為例。中國對關稅的回應可能會比預期更有影響力。即使美國想讓時光倒流,回到原來的狀態,在政治上也很難扭轉方向。這可能需要國會批准,但國會可能不會批准。而且,即使美國撤回關稅,也無法保證中國會同樣後退。
資料來源—RBC 全球資產管理首席經濟學家 Eric Lascelles
如果重要的貿易和移民限制獲得通過,我們認為大型企業受惠會多於小型企業。大企業更易尋找和僱用短缺的勞工,它們的規模在國際貿易中佔有顯著優勢。它們可以獲得稀缺的進口產品,同時利用其全球影響力從一開始就避免限制。最後,大企業往往面臨最高的法規審視,因此法律環境的轉變可能有助於抵銷較高的投入成本。最終的結果是,對大企業來說,這可能只是利潤方面的不利因素,但對於小企業來說,卻可能是嚴重的威脅,甚至可能是生存的威脅。
另一個潛在的市場影響是利率上升的趨勢。主要供應面因素的不確定性增加,以
及通脹上升的潛力,可能會使美聯儲重新考慮激進的減息措施,讓投資者對長期債券猶豫不決。這可能會拖累整個國內市場的經濟增長。
總體而言,我們認為投資者在評估其投資策略時,必須考慮全面的政策環境,而非僅僅是政府的直接經濟決策。目前,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,我們對潛在的通脹飆升有點謹慎,這會對債券到期日和股票規模的選擇造成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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